丝路是古代贯通欧亚大陆的商贸和文化交流之路。公元前6世纪中叶，波斯（古代伊朗）崛起，成为横跨亚欧非的庞大帝国，为三大洲道路连接提供了条件。公元前4世纪，随着亚历山大东征，贯穿东西的交通线得以连通，由欧洲、中亚进入中国的交通线也基本畅通，形成丝绸之路的西段。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正式贯通了中国腹地至西域的通道，形成丝绸之路东段。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经波斯湾畔的安息国等中转，进入大秦（罗马）；而欧洲、中亚的珠宝、香料等也源源不断地输往中国。

与此同时，东西方的海上贸易线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形成。西汉中叶，汉武帝遣使远航，到达锡兰（今斯里兰卡）。东汉时，大秦（罗马）商人由海路经越南来到中国。而至唐朝时，文献记载的中国航海贸易线路已有7条。明朝的郑和则七下西洋，其中4次远及非洲。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在《中国旅行日记》中将中国与中亚、印度间丝绸贸易形成的交通线称为"丝绸之路"，后被广泛运用。后来，国际学术界将包括西方在内的整个东西方文明交往之路都称为"丝绸之路"。2014年，经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三国联合申报，丝绸之路东段"丝绸之路：长安一天山廊道的路网"被联合国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

本书将"一带一路"国家限定于中国一带一路网（www. yidaiyilu. gov. cn）上列出的71个"一带一路"国家（不含中国）；并依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考察以上各国2017年的GDP、人口、通货膨胀水平、债务水平、失业水平等方面的发展状况。

首先从各国GDP水平来看，71个国家中GDP达到100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为29个，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西亚地区及东欧地区。

GDP总量最高的国家（印度，2.6万亿美元）与收入最低的国家（不丹,
25亿美元）之间，整体收入差距近1000倍。2017年GDP增长率在3%以上的国家有22个，多数集中在亚洲及大洋洲地区。其中，增速最高的国家为埃塞俄比亚，2017年增长率达到10.25%。这主要得益于其在有利的内外部环境下确立了适宜的发展政策，利用其自身的劳动力优势，大力发展工业、引进外资，近10年经济基本保持两位数增长。而西亚多个国家（如伊拉克、科威特、也门、阿曼等）和亚洲的东帝汶因长期战乱，GDP处于负增长。沙特阿拉伯则受油价暴跌影响，2010年以来首现负增长。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上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东欧地区及西亚地区，中亚地区没有，人均最高的国家为西亚地区的卡塔尔（6.3万美元），人均最低的为非洲地区的马达加斯加（449美元），约有140倍的差距，但各国的人均GDP均为正增长，显示出整体生活质量的普遍改善。GDP数据反映出"一带一路"国家整体的发展程度差距较大，同时部分地区局势仍不稳定，不适宜进行市场拓展（数据详见附表1）。相比之下，2017年土耳其GDP总量8515亿美元，在"一带一路"
国家中排名第五，经济增速7.44% ,排名第十一，人均GDP也在10000美元以上，属于中高等收入国家。

从人口情况来看，"一带一路"国家人口达到1亿以上的总共有7个，南亚地区3个（印度、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亚洲及大洋洲地区2个（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非洲（埃塞俄比亚）与东欧地区（俄罗斯）各1个。其中，南亚地区整体人口达到17亿，占"一带一路"地区总人口数的50%,有非常庞大的市场潜力。相比之下，土耳其的人口总数为8000万人左右，属于"一带一路"国家中人口大国之一，排名第十一位。

从失业率数据来看，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存在失业率高企的现象，71个国家中有17个国家失业率在10%以上，主要集中在西亚和东欧地区，其中年轻人失业状况尤甚。这对该地区的社会安全构成威胁，也加剧了流向欧洲的非法移民。世界劳工组织预计，尽管2018—2019年西亚和东欧地区的真实
GDP增长约为3.5%,但并不能显著改善当地的失业率，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产业结构单一，集中于几个大宗商品领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岗位增加并不显著。土耳其的失业率也超过了11%,属于"一带一路"国家中失业率较高的国家。

从通货膨胀率情况来看，各国的通货膨胀率基本处于6%以下相对健康的水平，仅有土耳其（11.14%）和埃塞俄比亚（9.85%）两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较高。这两个国家都是比较依赖外部投资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外汇储备较低，长期面临国际贸易赤字的不平衡状态，形成输入型通货膨胀。

从外商直接投资（FDI）净流入在GDP中占比情况来看，比例最高的三个国家新加坡、蒙古国、柬埔寨均在10%以上。新加坡一向以其完善的基础设施、健全的法制环境和廉洁高效的政府系统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投资者,
2017年中企在新加坡的并购活动快速增长，让新加坡成为2017年中国海外并购第一大目的地，其中运输、科技、电信以及生命科学行业最受中国投资者青睐。在德勤研究2018年公布的《"一带一路"投资指数报告》提到，中亚七国中，蒙古国位于投资吸引力第一梯队，其吸引力主要在于丰富的能源资源、发达的畜牧业、较低的税负压力，以及不断提高的金融开放度。2017年柬埔寨一共取得约27.32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中国是当年柬埔寨最大的资本流入地区，占柬埔寨FDI的22%,主要投资房地产行业。中国香港紧随其后，占比约为11%。土耳其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为-8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欧洲、北美及海湾国家，中介和制造业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最多,
但受近年来政局动荡及整体国际环境的影响，土耳其出现了大量的外资撤离。数据详见附表2。

从各国家和地区储蓄在GDP中占比的均值可以看到，亚洲及大洋洲地区的储蓄比例遥遥领先，中亚和非洲地区储蓄比例较低，西亚地区虽然均值处于中位，但高储蓄和低储蓄比例的国家之前差距较大。

对于各个国家与地区间的储蓄率差异成因，以往的研究通过文化、宗教等因素进行解释，如中国经济学者万光彩和肖正根（2013）的研究基于新经济人模型有关效用源泉的扩充，将儒家文化特征整合进偏好函数之中，通过实证证据表明，儒家文化因素导致了国别层面的储蓄率差异。中国经济学者路继业和张冲（2012）利用1975—2013年19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把宗教信仰作为文化的代理变量，引入储蓄率决定方程，得到实证结论，新教对国民储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伊斯兰教对国民储蓄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土耳其作为伊斯兰国家整体储蓄率为26%,在西亚地区属于中等水平，但在"一带一路"国家中，储蓄率偏低。塔吉克斯坦的国内总储蓄为负值，主要原因是塔吉克斯坦国内的贫困状况及其金融体系的薄弱，其本身不能有效吸纳居民存款，且存在大量的影子经济，大量国民在境外工作。这些国家的外资银行较难从当地居民储蓄中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

从总税率（占商业利润的百分比）来看，"一带一路"国家税率为8%~71.4%,其中文莱最低、阿富汗最高。低税率（20%以下）国家主要集中在西亚地区，但西亚以北地区如土耳其、阿塞拜疆、伊朗等税率仍高达40%。

东欧（除马其顿外）、中亚、非洲及亚太地区则普遍税率高于20%。目前,
我国签订的多边税收条约包括《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以及《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多边主管当局间协议》。此外，我国与102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涵盖了
"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税收协定主要涉及所得税，对于居民、常设机构、不动产所得、营业利润、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独立个人劳务、非独立个人劳务等方面均有详细的规定。税收协定对于"一带一路"中"走出去"的企业及个人避免重复征税起到积极的作用。数据详见附表3。

根据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2018年"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可以了解到，中国与"一带一路"各区域合作有如下特点：亚洲、大洋洲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贸易合作的主要区域，进出口额比重均最大。各区域贸易均呈现增长态势，尤以中亚地区最为显著。机电类是主要贸易商品，机电类商品持续保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如电话机、计算机等，出口增速明显；矿物燃料（如原油）、电机电气设备（如集成电路）等则是最主要的进口商品，其中燃料进口增幅显著。总体来看，在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合作中，一般贸易进出口总额占比最高。2017年，一般贸易进出口额
8407. 6亿美元，占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额的58.4%
,其次为进料加工贸易（19.5%）、其他贸易（14.5%）、来料加工装配贸易（5.0%）、边境小额贸易（2.6%）；而从增速来看，2017年，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总额达
379. 5亿美元，较2016年增长17.3%
,增幅排名第一。在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中，以水路运输的出口额占比最高，占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额的73.4%
,其次为航空运输（12.3%）、公路运输（11.9%）、铁路运输（2.0%）、其他运输（0.4%）、邮件运输（0.1%）。但铁路运输的出口额增速最快，较2016年增长34.5%。

为进一步衡量"一带一路"地区银行面临的整体市场环境，本书取银行集中度、存贷利差、净息差、不良率、银行资本回报率（税前）、贷存比、监管资本充足率7个指标进行综合比较。

从数据可以看出，各地区银行集中度最高的是非洲及拉美地区，这主要是受南非及埃塞俄比亚等国整体银行数量较少，大银行资产占比高的影响。南非共有注册银行31家，其中四大商业银行总资产占南非银行业总资产的84.6%。埃塞俄比亚本身只有3家国有银行和12家私营银行。银行业集中度最低的是南亚地区，该地区除不丹和马尔代夫外，整体银行业集中度均在60%以下。在其他几个指标上，中亚地区的存贷利差、净息差、贷存比及监管资本充足率较高。中亚五国整体金融市场规模很小，且集中度高，基本上没有建立资本市场，中小银行比重大，金融机构整体市场竞争力较弱。此外，中亚国家在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政府运行效率低下。根据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来看
(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情况最好的哈萨克斯坦在2018年仅排名第124位，吉尔吉斯斯坦(第132位)和塔吉克斯坦(第152位)处于第130位之后，而乌兹别克斯坦（第158位）和土库曼斯坦（第161位）则多处于后30位的位置。一般上述指标较高的国家普遍存在融资渠道少、非浮动利率等影响因素，这与银行的非市场化竞争优势有关（Bankscope数据库，1994—2001年）。不良率最高的是南亚和东欧地区。实际上，"一带一路"国家整体不良率偏高，71个国家中不良率在3%以上的国家有31个，深陷危机的乌克兰更是高达54.54%。亚太和西亚地区银行业不良贷款比例相对较低，土耳其银行业的不良率在2017年底为2.84%,但在2019年一路反弹至5%左右，潜在风险及关注类客户比例也超过10%,这主要是由经济衰退下的中小企业破产潮引起，风险在逐步释放。印度2017年底坏账率高达9.98%
,对于银行体系中形成大规模不良贷款的原因，美国财经媒体CNBC将其归咎于印度国有银行对印度国有企业的"过分慷慨"。CNBC称，印度的国有银行控制着整个国家超过70%的银行资产，但这些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敞口高达1500亿美元。印度政府拟通过启动"资产质量评估"，通过提供约2.11万亿印度卢比的资金帮助银行调整资本结构并设立资产管理公司接管这些不良资产等方式解决这一危机。此外东欧地区的20个国家中，有8个国家的不良率在
10%以上，仍深陷债务危机当中。尽管这些地区的国家在通过不良资产出售、债转股及债务核销等方式大幅处置不良贷款，但仍有较多历史遗留包袱亟待处理。非洲及拉美地区银行资本回报率较高，南亚也在20%以上，相对来说中亚地区的回报率较低，其余地区基本都在10%以上。土耳其银行业资本回报率（税后）为12.774%,税前为16%,超过一半以上的
"一带一路"国家。

二、土耳其的基本国情

土耳其国土面积为78.36万平方公里，其中97%位于亚洲的小亚细亚半岛，3%位于欧洲的巴尔干半岛。地跨亚、欧两洲，邻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希腊和保加利亚，濒地中海、爱琴海、马尔马拉海和黑海。海岸线长7200公里，陆地边境线长2648公里。南部沿海地区属亚热带地中海式气候，内陆为大陆型气候。2017年末人口为8081万人，土耳其族占80%以上、库尔德族约占15%。土耳其语为国语。99%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中85%属逊尼派，其余为什叶派（阿拉维派）；少数人信仰基督教和犹太教。首都为安卡拉（Ankara）。1919年，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urk）领导民族解放战争反抗侵略并取得胜利，1923年10月29日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凯末尔当选首任总统。2017年4月，经修宪公投，土耳其政体由议会制改为总统制。2018年6月，土耳其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当选实行总统制后的首任总统，正发党牵头的政党联盟获得议会半数以上议席。土耳其既是重要的伊斯兰国家，又是北约成员国及欧盟候选国，同时也是OECD创始成员国及二十国集团（G20）的成员国，现为世界第十八大经济体，同时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近年来，土耳其深度介入叙利亚、伊拉克等热点问题，以提升自身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和塑造力。土耳其共有81个省，首都安卡拉为全国政治中心、第二大城市，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伊斯坦布尔为全国工业、贸易、金融、文化中心，是最大城市。土耳其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有天然石、大理石、硼矿、铭、钉和煤等，总值超过2万亿美元。其中，天然碱和大理石储量占世界的40%,品种和数量均居世界第一。但土耳其石油、天然气资源匮乏，需大量进口。①土耳其的重点或特色产业包括纺织业、汽车制造、农业、旅游业、钢铁、建材、机械制造等，其中机械制造是土耳其经济主要增长动力之一，该行业对其较大规模制造业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机电是土耳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领域。土耳其机械制造业以研发密集著称，土耳其每年工程师毕业生超过45万人，2014年机械制造研发支出达6亿美元，约占土耳其总研发支出的10%。2016年，机械行业出口总额为134亿美元，机械产品出口至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为正确反映土耳其的发展水平，本书引入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所设计统计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该指数将每个国家人民的健康、教育及收入三个维度的信息统筹为一个数据用于衡量人类进步，本书将通过土耳其该指数的高低及与其他国家的对比来进一步揭示土耳其当前发展水平。以下数据全部引用自UNDP《人类发展指数与指标:
2018年统计更新》,2018年更新报告应用2017年的最新数据。

在189个国家和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中，土耳其该项得分为0.791,排名第64位，属于高人类发展水平梯队，较上年下降了4位。从指数具体构成情况来看，土耳其的出生时预期寿命，预期受教育年限及人均国民总收入均处于较高水平，但平均受教育年限略显落后。

综合比较土耳其1990—2017年人类发展指数的变化情况，土耳其的指标基本处于稳步上升的状态，年增长率达到1.16%。

从人口趋势来看，土耳其的人口年均正增长，且增长率在同等人口规模 国家中相对较高。城市人口占比达到70%以上，高于中国的城市人口占比 （58%）,年龄中位数不到30岁（中国为37岁），人口中青壮年占比较高，劳动力供应充足。

从教育成果的数据来看，土耳其成人的识字率较高，中高等教育入学率 虽然比较高，但接受过中等教育以上的人口在25岁以上人口中占比偏低（中 国为77%）,学前教育的入学率也偏低。政府教育支出占GDP比例整体处于 中等水平，反映出劳动力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

2017年土耳其GDP在2万亿美元左右，约为中国的十分之一，但人均
GDP2.5万美元，约为中国的1.64倍。年增长率为5.8%,处于高速增长阶段。2017年，土耳其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布的比例分别为6.7%、
31.8%和61.4%,继续呈现服务业占主体地位的发达国家式经济结构。在GDP形成占比中，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9.1%。私营经济，特别是居民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土耳其固定资本形成总值占GDP的百分比为
29.8%,远低于中国，但与其他生产总值规模相当的国家相比处于中等偏高水平。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处于中等水平，但年均增长较快，体现了政府在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投入上的逐步增加。近年来，土耳其提出要在司法和行政方面实现一系列改革以促进投资、生产、出口和就业。世界银行《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提到，改善最显著的经济体包括土耳其，其整体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第43位。土耳其为改善营商环境所进行改革的方面包括企业开办手续、办理施工许可、获得信贷、纳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办理破产等,
报告中提到"土耳其政府的改革主要集中在改进文件的电子处理和提供更多具体的法规信息。伊斯坦布尔和全国其他城市在其网站上公布了与建筑许可证有关的所有相关法规、收费表和预申请要求。司法部公布了2014年以来伊斯坦布尔商业法院、知识产权民事法院、工业权利民事法院以及伊斯坦布尔地区法院与商业、知识产权和工业权利有关的法律纠纷作出的所有判决。此外，土耳其风险中心银行协会开始与七家电信公司共享信用信息"。

土耳其的税收在GDP中占比为16.3%,处于中等水平。土耳其有着
OECD国家中最具竞争力的企业税收制度。实行属地税法与属人税法相结合的税收体系。外国投资者与土耳其当地公司和自然人一样同等纳税。土耳其的税收制度主要分为三大类：所得税(企业营业利润所得税征收的基本税率是20%)、消费税和财产税，共计14种税。其中，直接税有两种，即收入税和公司税，包括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间接税有12种，包括增值税、印花税、交通工具税、金融保险交易税、博彩税、遗产与赠与税、房地产税、财产税、通信税、教育贡献费、关税、特别消费税。

土耳其的偿债总额占国民总收入(GNI)的百分比为8.9%,高于中国的
1.1%,也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同体量国家，高于通常认为5%的安全线。土耳其面临着短期债务比重大、经常性项目长期赤字、外汇储备低的问题。
2005年以来，土耳其经常项目便基本处于常年赤字的境地，经常项目赤字意味着土耳其不能通过出口赚取足够的外汇来支付进口，于是只能通过借外债来弥补，这就导致土耳其外债不断增加。截至2017年底，土耳其中央政府债务总额8765亿里拉，占当年GDP的比重为28.2%。其中，内债5354亿里拉，外债3411亿里拉。而其外汇储备却仅为826亿美元左右。这导致投资者对土耳其货币缺乏信心，稍有外部事件刺激会争相外逃，这也是2018年5月土耳其里拉出现暴跌的重要原因，存在较高的外汇风险隐患。

土耳其当前物价指数为175,通货膨胀率自2001年的广泛改革之后曾一度下降至个位数水平，但近年来又逐渐回升。土耳其当地加大的信贷投放和政府投资都使市场货币投放量有大幅上升。2017年，土耳其通货膨胀率为
11.14%,仍远高于政府制定的5%的中期通货膨胀目标。

2018年9月20日，土耳其国库与财政部长阿尔巴依拉克(Berat
Albay-
rak)发布政府2019—2021年新的中期经济规划，提出这一时期内三大经济政策支柱和主要经济发展目标：一是平衡经济。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主动调降经济增长目标。2018—2021年的目标分别为3.8%、2.3%、3.5%和5%。二是财政纪律。将执行严明的财政纪律、采取适当的财政措施，确保财政安全和稳定，控制通货膨胀。2018—2021年的通货膨胀控制目标分别为20.8%、
15.9%、9.8%和6%。三是经济转型。重点围绕高附加值产业提升出口和长期生产制造能力，并增加就业。2018—2021年的失业率目标分别为11.3%、
12.1%、11.9%和10.8%。在土耳其的中期经济规划中列示了非常多的政府投入项目，包括公路、铁路、海港、能源等，土耳其鼓励外国投资者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由于向当地银行融资的成本较高，土耳其政府采购项下的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绝大多数要求投标商提供融资安排。以中国企业承建的安卡拉一伊斯坦布尔高速铁路二期工程为例，项目总金额12.7亿美元，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7.2亿美元贷款，欧洲开发银行提供其余5.5亿美元贷款。

从2005年开始，土耳其开始推行全方位的对华经贸发展政策，土耳其外贸部还专门推出了
"中国市场促进计划"，通过在中国举行贸易洽谈会、派出贸易代表团、在北京设立贸易商会办事处等一系列举措促进对华贸易，减少贸易逆差。2010年中国与土耳其进一步宣布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最早明确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在2015年就已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间走廊"计划对接谅解备忘录。中土在基础设施等领域签订了多项协议,并且达成了货币互换协议，贸易结算使用中土两国的货币进行，通过优化货币流通环境来促进贸易发展。2017年，中国为土耳其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全年土耳其自中国进口额为233.7亿美元，对华出口额为29.4亿美元，中国为其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和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

三、土耳其的代表意义

地缘位置的代表意义。土耳其是一个拥有多种身份和影响力的关键性地区大国，处于地缘政治和经济交汇中心，既是中东地区与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国家，又是西方式的世俗化主义民主国家。在地理上，作为欧洲和亚洲的桥梁和交汇处，土耳其东邻伊朗，东北部与阿塞拜疆为邻，在东南方向同叙利亚和伊拉克接壤，它的欧洲部分同保加利亚、希腊毗连。地处"四海三洲"
（里海、黑海、地中海、红海、波斯湾以及欧洲、亚洲、非洲）的核心地带，无论陆上还是海上都有着数条通道与其相连，并经其联系环地中海及周边的中亚、中东、北非、中东欧等地区。土耳其在地理上的这种特殊性，使其成为东西合璧、南北荟萃之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多方的影响都在这里汇集，并形成市场反应，实际上能为其他"一带一路"国家的研究提供地缘政治影响输出和传播上的参考。

文化融合的代表意义。"一带一路"国家大多在文化、历史和宗教方面与土耳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中亚一高加索地区为例，土耳其人的先祖突厥人也是借助陆上丝绸之路向西迁移并最终在地中海区域建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联解体后，中亚出现众多突厥语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土耳其政府通过召开"突厥语国家合作峰会"、建立"突厥文化国际组织"等形式巩固和扩大与相关国家的文化联系。土耳其99%的民众信仰伊斯兰教，与"一路"上的南亚、东南亚地区和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同属伊斯兰文化圈。2015年，土耳其成为伊斯兰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凭借相似的伊斯兰文化认同，土耳其提出"2023百年愿景"，既是提升其在中东、北非的枢纽地位，也便于扩大其在南亚、东南亚的辐射影响力。对土耳其文化融合方向的研究，便于本书加深对中亚一高加索地区及伊斯兰文化圈的理解，对可能面临的文化冲突提供有实证经验的解决思路。

外交合作的代表意义。伙伴关系是国际行为体间基于共同利益、通过共同行动、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建立的一种独立自主的国际合作关系。基于维护国家利益和拓展国际影响的需要，中国构建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通过双边关系改善带动全球战略拓展的伙伴关系战略。①截至2018年10月，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一带一路"国家达到了43个，占沿线国家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这43个国家中，战略性关系（指关系表述中包含"战略"一词，如战略协作、战略合作等）占到了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②土耳其作为中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国，从外交层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中国工商银行作为国有大行所承担的商业项目也有双方外交政策落实的表现。近年来，中土合作关系的密切及众多大项目的落实，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表现提供了生动的诠释。对于其他商业银行如何通过合理利用外交契机推动业务发展,实现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落地生根，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参考。

风险与挑战的代表意义。工银土耳其并购后的这段时间正是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土耳其当地政治、经济等问题丛生的阶段。工银土耳其在这一环境下所面对的汇率大幅波动、政局不稳定、高通货膨胀、不良率攀升、失业率高企等现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不是个例，而且土耳其本身的问题成因和应对方式也相当具有代表性。例如，土耳其当地过度依赖外债、经常性项目长期赤字、外汇储备低导致的汇率不稳定，这在"一带一路"国家中是普遍问题，而这个时候政府可能通过提高利率来稳定币值，也有可能采取外汇管制策略，这也要求本书必须高度关注汇率风险在经营中的影响并提出合理的应对之策。例如，土耳其当地政党选举造成经济政策变动导致对经济政策层面的影响，这在"一带一路"同样政体的国家中也屡见不鲜，本书在业务操作中如何把握政府项目的风险和比例、如何合理维护银行权益并形成长久的发展对策，这些应对方案，都对其他"一带一路"国家的类似问题处理具有借鉴意义。